但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个人信息权防御功能的制度落实是不足的。
施米特的政治决断则同时迷失在普遍化不足和规范性缺位的窘态之中。社会世界是由人的交互行为和意义交流所构成的世界。
他曾明确提出：主权概念必须在根本上加以抑制。凯尔森认为，个人自由与代表制之间存在矛盾，因此，他认为作为制宪权行使者的人民只有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律规范性秩序存在，在法律面前才能消解多数决难题。但是如果其他人不放弃这种寻求自保的手段的权利，那就没有理由要求任何人去决定自己这样做。因此，默勒斯（Mollers）指出，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意志是一种主体间性与交往的能力，是个体对于他人会如何行为的一种主体间规范性期待的正确理解。最后，多数人中的个体，他对于多数决的内容也可能会在以后发生不满。
[xxiii] 第二，同意与强制的辩证法取消了世俗的公共理性。[xvi]争斗的出现就会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知识、技术、艺术、文化的匮乏，人也陷入到贫穷、短命、恐惧之中。因此，推进合宪性审查需要重视其政治功能，需要在国家权力分配格局之下来寻求切实可行的推进策略。
参见翟国强：《违宪判决的形态》，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3期。从法律体系的正当性系谱来看，法律体系顶端的宪法是判断下位法是否正当、有效的标准。不一定按照政治权威分配格局来确定谁进行审查，接受审查的机构也不一定就会降低政治权威性。基于这种理念，宪法规范发挥着条件规范（konditionalprogramme, conditional programme）的功能，即宪法规范为国家行为设定相应的条件，如果满足这些条件则合宪，否则违宪。
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表述是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这是符合制度运作的现状的。这是基于形式法治的价值取向，维护法律体系安定性的需要。
相较而言，西方法治国家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大多是司法性的审查，审查机关一般独立于立法机关，主要审查立法机关立法的合宪性，因此这种模式下合宪性审查的功能定位是对准议会的大炮。[14]参见翟国强：《宪法判断的正当化功能》，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作为一种法律机制，中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尚未形成，仍在探索中。但在这之前，寻求制度背后的功能定位，是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完善相关制度的深层次问题。
总而言之，在转型尚未完成、制度尚未定型的时候，宪法实施更多的是政治实施，宪法修改与宪法实施没有完全严格区分。在西方法治国家，无论是实行司法审查模式还是宪法法院模式，或者实行宪法委员会模式，合宪性审查制度在解决重大矛盾冲突、维护国家民族统一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合宪性审查的理论基础不同于西方法治国家，其制度框架与司法审查模式或宪法法院模式有很大区别。但随着政治和法律制度逐渐趋于成熟定型，合宪性审查的法治功能将成为其主要功能。
只有在穷尽一般法律救济途径仍无法保障基本权利的情况下，才能启动合宪性审查。缺少或者弱化宪法实施监督制度这个关键环节，宪法权威就只能是一个稻草人，国家宪法就可能沦为闲法，国家法治的根基就会被不断侵蚀，法治的统一和权威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相对于权利保障型合宪性审查，欧陆宪法审查是以保障符合宪法的法律秩序为重心，为此合宪性审查的价值取向乃以保障宪法秩序为指针。在制度尚未定型的阶段，法治体系需要对政治保持必要的开放。
典型的例证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合宪性审查来确保各州法律与联邦宪法之间的统一性，进而正当化联邦的州际贸易政策。在合宪性审查的实践中，为数不多的违宪判断并未对法律体系和公权力造成过度的冲击，而且如果运用得当也会达到正当化国家行为的效果。简而言之，就司法功能与立法功能而言，合宪性审查的功能定位是补强司法，优化立法。[10]问题是，在两种功能之间应如何作出选择？就我国而言，合宪性审查功能定位的选择仍取决于合宪性审查机关在现行宪法秩序下的职权分工。违宪判断的示范效应还可以确立某种具体制度的正当性。毋庸讳言，如何准确把握当下中国法治的历史课题，并以此来构建基本权利的解释体系，是超越合宪性审查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宪法问题。
除了最大程度地确保被审查的法律或公权力行为的正当性之外，运用不同的违宪判断方法和形态还可以进一步实现对其他法律和公权力行为的正当化。有的领导干部将个人权威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无视国家法治和中央权威，滥用党和国家权力，严重破坏宪法秩序。
实践中，一些地方和部门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违宪现象。合宪性审查是政治法治化的重要手段，因此很多转型宪法体制也都试图建立合宪性审查制度来保障宪法实施。
在一般法律案件中，如果能适用一般的法律解决问题，就排除宪法规范的适用，否则宪法容易被泛化成为万金油，反而失去了其作为规范的规范法律的法律的功能。在此背景下，合宪性审查自然需要积极地承担政治功能。
但是我国合宪性审查的主要依托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因此可以承担更多的立法功能，甚至对包括带有政治性的宪法问题积极地介入审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没有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宪法判断。后者则强调稳定不变，通过确认社会根本规范稳定政治和法律秩序。因此，积极稳妥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应重视合宪性审查的法治功能，将法律理论与政治智慧紧密结合，善于运用法律方法和法律技术解决宪法问题。
但如果定位是宪法保障则不必局限于基本权利问题，可以对公权力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全面的审查，既包括对重大政治和法律决定进行事先的审查把关，也包括对违反宪法的行为进行事后的纠正。宪法保障是终局性的保障，但不是最直接的权利保障。
其次，对于怎么审，也没有法律规定的程序，更没有审查方法。依近代宪法理念，宪法乃对国家权力限制的规范体系，宪法权利规范是一种针对国家的防御权规范，故而要求国家权力对市民生活领域的介入必须遵守一定界限。
但在中国政治和法治框架下，合宪性的理论基础不同于一般西方法治国家，其制度框架与司法审查模式或宪法法院模式有很大区别。[8][日]芦部信喜：《宪法》（第六版），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8页。
在合宪性审查尚未常规化运作的前提下，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应坚持消极主义的立场。如果不从宪法制度上、程序上加以预防和纠正，放任这些违宪行为产生，就会严重损害宪法的权威性，影响国家行为的公信力。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司法审查模式在于保障基本权利，因此可称为权利保障型合宪性审查。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维护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最根本的法律形式就是宪法，最根本的制度保障就是全面实施宪法。
也积极开展重大决策、重要规定出台前的合宪性咨询、确认等工作，为中央决策和重大改革提供有力的宪法支撑，为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夯实宪法基础。不同的宪法实施主体通过参与合宪性审查对宪法问题进行沟通对话，解决纠纷，达成共识，维护宪法秩序，也可以避免宪法审查机关的专断。
比如，推进合宪性审查本身是在执政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举措。[15]与上述观点类似，美国宪法学者布莱克认为，合宪性审查的重要功能就是实现对国家公权力行为的正当化，而非颠覆性地否定国家行为。
合宪性审查机关与其他政治部门之间存在对话关系，这个对话过程的参与者不仅仅包括实施宪法的国家机构，一般公众也是这个对话过程的参与者。转型国家的实践证明，只有法律化的实施机制才能实现宪法修改与宪法实施之间的良性互动。
